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工或分立的语境中，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权难以归属于司法权的范围。
[11] 这段时期的其他代表性民商事代表性法律包括1995年的《商业银行法》，1995年的《票据法》，1995年的《担保法》和《保险法》，1996年的《拍卖法》，1997年的《合伙企业法》，1998年的《证券法》，1999年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和《招标投标法》，2001年的《信托法》，2002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2003年的《证券投资基金法》，2004年的《电子签名法》，2006年的《企业破产法》，2006年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7年的《反垄断法》，2007年的《劳动合同法》等。下文考察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宪法上人的形象变迁，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宪法上人的形象变迁在公法领域成为现实。
争议的焦点是，在该公司的所有可执行财产无法实现所有权利主体的债权的情况下，所欠民工工资是否可以优先于银行抵押贷款本息受偿。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只要涉及到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都要考虑到个人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社会弱者的范围扩大，在传统的老年人、残疾人、妇女等弱势群体之外，新出现了大量在新的社会结构之下陷入困境需要帮助的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个人在享有自由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18] 2012年刑诉法第二次修改，明确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为了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之一，采取多个措施[19]进一步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然后，在这一认识指导之下，对《劳动法》第50条作出了有利于民工生存权的解释，实现了对弱者的保护。[50]（二）赔偿程序出于保护相对人利益的目的，行政机关在作出撤销决定之前，往往会告知相对人并允许其先行请求赔偿，以便在随后的撤销决定中尽量考虑相对人的利益。
[11]在此，还需对第《行政许可法》第69条第1款第2项中的法定程序进行扩大性解释，以使其涵盖形式合法性中的其它事项，诸如：形式（Form）、说明理由（Begründung）和告知法律救济的义务（Rechtsbehelfsbelehrung）等。在信赖存在及其值得保护性方面，简单化地将造成行政许可违法的主体是行政机关还是相对人作为评判标准。[5]很显然，我国的行政许可概念属于其他授益行政行为的范畴。[42]Erichsen/Brügge,DieRücknahmevonVerwaltungsaktennach§48VwVfG,Jura1999,155.[43]同注21引文，第153页。
[45]若这些投入已经收回部分资本，或者可以改为他用、变卖，则赔偿的数额相应减少。王殿荣诉泰州市塘湾镇政府赔偿案（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
这也是行政法学上的信赖保护原则与法律安定性原则在《行政许可法》中的具体体现。[18]参见周佑勇：《行政许可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载《江海学刊》2005年01期。[23]BGHNJW1988,2264;NJW1986,2500。这样就会导致许多本不应受到行政许可撤销制度保护的无效行政许可，反而要在第69条的框架内才能予以撤销。
此外，有些行政许可还具有授益与负担的综合性。德国行政法学界称该民法意义上（德国《民法典》第122条等）的消极利益为信赖利益（Vertrauensinteresse）。一旦存在欺骗、贿赂等情形，行政机关无须再考虑信赖保护原则，许可相对人更无权主张其所谓的信赖利益。而我国《行政许可法》第69条在设定行政许可撤销制度时，未能将无效行政许可明确地排除在行政许可撤销制度适用情形之外，[14]例如第69条第1款第1、4项中规定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不具备申请资格和不符合法定条件等都是可能导致行政许可无效的严重情节。
[49]BverwG69,266;82,24.但也有质疑第254条可适用性的案例如：VGHMünchenBayVBl1990,628。[39]相关案例如：湖南省人口计生委关于能否撤销熊恒辉（熊群勇）陈敏慧夫妇再生育证的批复（湘人口函（2009）56号）。
本文以行政许可的授益性为出发点，故对其负担性等不再做深入探讨。我国《行政许可法》第2条在定义行政许可时，明确表明行政许可是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从而标示了行政许可的授益性质。
[39]而该款规定在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8条中也有对应，即第48条第2款第3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在每项撤销之前都必须先对相对人的损失进行赔偿偿或至少达成协议。如果我们解析第48条的结构就会发现，该条第1款第1句以后的内容，纯粹是围绕着信赖保护（Vertrauensschutz）这一核心而展开的：48条第1款第2句规定，授益行政行为的可撤销性置于第48条第2至3款规定的信赖保护目标的限制之下。按照德国行政法理论，撤销与赔偿被视为两项各自独立的行政程序。该公共利益主要是指撤销已经生效的违法行政行为，从而恢复合法状态并维护依法行政原则的公共利益。[27]信赖利益保护的司法审查案例（包括《行政许可法》第8条撤回行政许可时的信赖保护）：博奥生物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行政纠纷上诉案（（2008）高行终字第334号）。
【注释】[1]参见江必新：《论行政许可的性质》，载《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4页。另见江必新：《论行政许可的性质》，载《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第三，信赖被否定的，撤销行政许可的决定通常仅对将来发生效力（ex nunc），并不产生返还义务。值得探讨的却是，第69条第2款的原文很明确地将受益人行为与行政许可违法性之间的因果关系限定在了受益人故意为之，会给行政裁量空间造成一定限制。
从结果上看，它反而扩展了行政机关的选择范围：行政机关在不予撤销和撤销两项可能性之外，增添了撤销并予赔偿这一选项。[9]而从《行政许可法》第8条中规定的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以及第69条中规定的撤销行政许可的措辞当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发现对德国模式沿袭的痕迹。
在以上方面，德国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对我国极具参照价值。这里的公共利益与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8条第2款第1句中的公共利益的含义大相径庭，不可混淆。然而我国《行政许可法》第69条第2款中的不正当手段概念，在必要和允许时可作为不确定的法律概念，由行政机关或法院通过扩大性解释，从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该漏洞。[38]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8条第2款第4句上。
但通常情况下，除了行政许可明显违法而导致许可无效，以及行政违法系由许可相对人自身导致的情形之外，行政许可的相对人自己是难以判断某项行政许可是否具备违法性的。第2款第2、3句则通过肯定性的或者排除性的列举使值得保护的信赖的成立条件具体化。
第48条第2款第4句也有例外，具体要视该行政行为的性质与对第三人影响而定，相关的判例：BVerwGBuchholz451.513;VGHMünchenBayVBl.2003,530,531;BVerwGDVBl1985,1070。[49]相对人的共同过错（Mitverschulden）可能减少甚至免除行政机关赔偿义务。
[24]（二） 合法权益与信赖保护（1） 合法权益之合法性基于上述的一般准许原则，行政许可一旦被发现违法，行政机关原则上有权予以撤销。此外，《行政许可法》第69条第3款是在依法行政原则与公共利益损失之间进行权衡，但其必要性与可行性，以及对第69条的整体逻辑性的影响等都使人对其实际意义与理论价值产生疑问。
[38]最后，在结果方面，信赖被否定时，行政机关仍可不撤销该违法许可，这属于其裁量权的范围之内。[19]这一点上，第69条第4款的合法权益损害赔偿义务与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8条第3款中的财产不利赔偿是趋同的。德国则是在《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8条第1款第2句中先将行政行为的授益性界定为设定或证明某项权利或重大法律利益，旋即规定：授益行政行为违法（具有瑕疵），[4]行政机关不得像对负担性行政行为那样（第1款第1句）随意撤销。其次，排除信赖不是由行政机关经调查后认定信赖不存在（否定依赖），而是自始就排除信赖存在的可能性。
（3）排除信赖的情形及其与否定信赖的区别《行政许可法》第69条第2款规定：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但在实践当中，真正贯彻信赖保护原则的案例并不多见，而依据第69条第2款直接排除信赖的案例占撤销实践中的绝大多数，却未细化信赖排除的情形。
参见杨解君（主编）：《行政许可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62页。[53]同注28引书，段落边码144。
[22]BVerwGE77,295=NJW1987,2884;NJW1990,1929;NVwZ1986,296。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撤销夏少华任职资格行政许可的决定（保监中介（2008）8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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